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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主题故事(1/100)——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还只是一个仅拥有五十多人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

“红色记忆”主题故事(1/100)——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还只是一个仅拥有五十多人的小党,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 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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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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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选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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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被后来称之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开天辟地大事,当时却是显得相当简朴、平淡,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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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6月,上海由春入夏,已是烈日当空的暑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商议后,向海内外已建立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和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等处分别去信。信中提出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等事宜,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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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李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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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派的代表,一个是受李大钊指派和党组织推举的北京学联主席张国焘,另一个是19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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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这个代表名额是留给李大钊的,李大钊没有去,其次合适的还有邓中夏和罗章龙,他们都是北京党组织资深党员,但邓中夏要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活动,罗章龙说是要赴二七机车车辆厂召开工人座谈会、搞工人运动,由此这个代表名额就给了刘仁静。刘仁静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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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没有前往上海,就委托张国焘代表北京党组织参与大会筹备工作。由此,张国焘在6月中旬就率先赶到上海,和李达、李汉俊一起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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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刘仁静

此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已在上海。李达、李汉俊都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学养,两人还都具有独特的性格,有自己主见,常与马林有语言冲突,有关筹备的很多事宜说不到一起。张国焘从李达处得悉此情时,就由翻译张太雷陪同,前去拜访马林。

张国焘很多观点认同马林,颇得马林欢心。大会即将召开,因为陈独秀不能前来,李达、李汉俊也不愿出头露面,马林要张国焘主持大会。

历史总是喜欢与现实开玩笑,具备那么多的戏剧性,中国共产党两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未能出席大会,要是两人中有一人来了,就轮不到张国焘主持。

“一大”会议场景(蜡像)

何叔衡年纪最大

7月中旬,来自海内外七个小组的代表都先后到达上海。

除了张国焘和刘仁静,还有济南党组织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张国焘在路经济南时,还停留了一天, 和他俩碰面谈话,在张国焘离开后,他俩也随着赶来上海。两人因在济南,主要读《新青年》,所以初到上海,见到众多马克思学说读物,大感兴趣,认真求知。

王尽美、邓恩铭

武汉中学校长董必武和英文教师陈潭秋也赶来了。

董必武、陈潭秋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毛泽东在接到李达开会通知后,就约了《湖南通俗日报》经理何叔衡一起前往。何叔衡此时已有45岁,是代表中年纪最大的一位。

毛泽东、何叔衡

毛泽东已是再次来上海了。他是7月4日前后到的, 由于多数代表未至,就赴南京等地游历。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人为陈独秀和谭平山。陈独秀因教育委员会有事未来,任命陈公博和包惠僧为代表,包惠僧原在武汉,是李汉俊要他赴广州找陈独秀的。

周佛海是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接到开会通知,凑巧是暑假,就回上海了。

到达上海的各地代表,大都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私立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系黄侃之妻。他们由包惠僧接洽,以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名义借住。黄大力支持。时值假期,黄留下厨役一人,为代表们烧饭兼看门,并特地嘱咐未经同意,不可放任何人入内。

陈公博

包惠僧

周佛海

代表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几间,设备都很简陋, 其中毛泽东住的一间,据包惠僧回忆,这房屋很暗, “是睡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

毛泽东、何叔衡“一大”会议期间住宿的房间

毛泽东做会议记录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正式会议是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客厅里召开的,它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住宅。当时此处周边尚未全部开发,路南尚留有田野、池塘等农村风光,环境相当清爽、幽静。但据陈潭秋回忆:“7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开的。”

出席会议的十三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尼科尔斯基列席,由李汉俊、刘仁静翻译。

马林

尼科尔斯基

张国焘主持会议。

出席代表围绕着一张大餐桌,相傍而坐。

毛泽东做会议记录。

毛泽东有很多实际活动的丰富经验,但当时还没有像有些代表如李达、李汉俊和刘仁静能精通一门或几门外语,饱读马克思著作。据说他只做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与会者对毛泽东印象是谨慎谦虚,不多言语。

包惠僧回忆说:“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 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那是沉着而有力量。”

刘仁静回忆说:“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意见。”

张国焘回忆说:“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

张国焘说得有些片面。其实毛泽东话不多但颇有含金量。在讨论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时,他就根据自己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的体会,坚决主张应该把整个工人运动团结和组织起来,显示了他早年就已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理念。

巡捕闯入,被迫转移

会议期间,由于代表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理解不同,加之彼此都比较年轻, 说话就极易产生争论,如对待广东的孙中山国民政府态度、共产党人能否在议会中当议员、能否在现政府就职以及当前共产党人主要目标是着重做学术研究还是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是否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这种言从心声、畅所欲言是很正常的。正如李新教授说的:“并不是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有什么‘左’倾、右倾。只是对不同的问题,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争论。所以,我们今天来考察‘一大’开会的情况,我们应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和参加会议的这些人的具体情况,这样来了解,我们才能知道当时开会的具体情况,而不能用以后的了解安在当时的情况上去。”

正式会议举行到第八天。

7月30日,由于法租界巡捕闯进会场,给会议制造了麻烦,迫使会议停开。当晚,部分代表商议,李达妻子王会悟出了个主意,不如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代表们一致同意。

第二天清晨,他们乘火车分别赴嘉兴。

翌日,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代表们继续开了一天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选举了未出席大会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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