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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李大钊的观点有何不同?(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

文|孙贝贝 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

文|孙贝贝

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李大钊的观点有何不同?(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

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改革和革命构成几代国人救亡图存的两条主要线索。不论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以救亡图存为终途,就此而言,改革与革命实谓殊途同归。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启蒙正是救亡图存的思想铺垫,不论改革还是革命都不可能是蒙昧的产儿。然而,改革与革命这一启蒙的孪生子,志虽同,却因道不合,最终只能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问题与主义之争便是此种意象之呈现。

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李大钊的观点有何不同?(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从右到左依次为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蒋梦麟

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李大钊的观点有何不同?(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发表后,蓝公武在《国民公报》上发表《问题与主义》的商榷文章,从哲学角度对胡适的观点进行商榷,对“主义”做出了高度的认知和评价:(1)高谈主义是为了主动揭示问题,以便解决问题;(2)主义永远是好的,危险的是实行方法,主义信仰者愈多,愈有助于共同解决根本问题;(3)主义是方法的标准、尺度和核心,是发现问题、改革社会的必需。

在这篇从哲学角度的商榷文章中,蓝公武对“主义”的功能性期待不可谓不高,将其视为解决问题方法的指导标准和尺度。正因为主义的强大功能性,蓝公武得出与胡适相反的结论:不仅要宣扬主义,而且主义是具体解决问题的前提。这种以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本身就反映出胡适所揭示出的“主义”热。然而,任何功能强大的“主义”都恰恰与不受主义约束的自由主义思想相乖悖。

就自由主义的特性而言,自由主义本身既是包融又是排斥其他主义的。胡适不相信绝对真理和终极真理,只相信经验的价值,正因此,任何非自由主义的其他主义者都不会接受胡适的主义。即便是新文化运动场上同一阵营上的好友。

1919 年 6 月 3 日,北京城内的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正在向民众发表讲演,由美国社会学家甘博(S.

李大钊以公开信件的形式同样与胡适就“主义”问题做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商榷,胡适将李文编发在8月17日的《每周评论》上。在这篇4100余字的商榷信中,李大钊并不否认胡适试验与实践的实际意义,并认同主义的工具性,然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肯定主义的正面意义,问题与主义交相为用,并行不悖,共同的主义是衡量社会问题的尺度和工具;(2)对问题与主义并重,以主义为基准开展实际行动;(3)普及主义,使大多数人以之为工具,解决具体问题;(4)重点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解决是根本解决和阶级斗争学说。

相较之下,李大钊是相信可以做到毕其功于一役的。首先,他相信并认定有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途,即马克思主义;其次,李大钊倡议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普及,使大多数人以之为工具。李大钊认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需要两个过程:(1)由主义而问题:也就是从问题本身的意义和理论上找到科学合理的依据,说服他人,引起他们的重视与思考;(2)由问题而主义:通过对问题的解决而总结深化对主义的认识、把握和理解。也即是说,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能够一个一个的解决具体问题。事实上,李大钊把“主义”视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由此观之,“主义”是置于“问题”之前之上的。

胡适决心就问题与主义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他并不反对学术和学理上的争鸣,甚至鼓励各种主义、思潮和学说的引进和交流,《每周评论》作为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讨论的平台,在不久又刊登胡适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并写好《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在《每周评论》上排版,却遭到北洋政府的查禁。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也就偃旗息鼓。

事实上,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陈独秀同样认为问题与主义不仅无根本分歧,甚至还相互补充和不可或缺。空谈主义,而不寻求一点一滴的改造社会弊病,实际上是懒惰的心理的表现。企图用一种主义求得社会的根本改造,不仅不可能,还会有害于社会的改造和进步。双方基本的不同即在是否存在包治百病的良药。

在这短暂的“问题与主义”讨论中,胡适的“主义”并无明定的指向性,他鼓励研究各种主义,在于以多种学理作为研究并解决中国问题的材料和依据,而不是以某种特定的主义作为包治中国社会百病的良药。而李大钊的“主义”则明确地指向马克思主义,并认为是寻求根本解决的良药。这才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分歧根源。

渐行渐远“人”是新文化运动首先要“解放”的对象。新文化运动既要实现“人”的启蒙和解放,又想通过对人的启蒙和解放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但在政治主张上,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却有明显的不同。在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上,能否根本解决?或者说,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一个一个地一点一滴地改良,还是能够通过革命的手段彻底地根本地解决?

显然,胡适提出从政治上彻底推翻、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唯有通过教育和启蒙,对中国社会逐步地改良,一步一步地改善,才能最终获得彻底地解决。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为此后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陈独秀、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后,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实现民主和自由。

这是李大钊与胡适观点的不同之处。正是在此后,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渐行渐远。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开始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五四运动和思潮的影响下应运而生。从此,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历史走向愈来愈泾渭分明。此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扎根,并形成了自己坚强的组织队伍,渐渐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和轨迹。

历史颇为诡异的是,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其本身自由主义理念却在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中并无显著的成就可陈,自由主义者本身却成为偏于纸上空谈、无助于实际问题解决的“抽象名词”了。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追求涵盖终极真理和绝对真理的主义,坚定地走向马克思主义,走向了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反面。自由主义者本身成为自由主义的掘墓人,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吊诡现象。自由主义的分化以及对问题与主义的认知,预示着同盟关系终归会破裂,这一结局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知识阶层。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认知如何实现民主和科学的两种思路,集中体现了新文化同仁的价值和信仰不同。一部分新青年走进书斋,开始研究问题,逐渐退出舞台中央,另一部分新青年,他走向田野,与人民走到一起,成为早期的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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