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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以其说“天人合一”,不如说“天人为一”?(为什么说天人合一)

在“北宋五子”里,程颢最受后世的尊崇,他的思想普遍被评为“纯…

在“北宋五子”里,程颢最受后世的尊崇,他的思想普遍被评为“纯粹”,属孔门正统,这是其他四子所不及的。

宋明理学:以其说“天人合一”,不如说“天人为一”?(为什么说天人合一)

儒者们批评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杂糅佛老、贬低邵雍的易数近于京焦、说张载的《正蒙》“诚有过者”,他们多少都有些病痛在。陆九渊在谈到二程时说:“伊川蔽锢深,明道却疏通”,认为小程多少有些毛病,大程则无可挑剔。心学家们对程颐多有微词,但少有人抨击程颢。无论是程朱的信徒,还是陆王私淑,似乎大家都一致同意,程颢确实像颜回一样,是他们心目中纯粹的儒者。

宋明理学:以其说“天人合一”,不如说“天人为一”?(为什么说天人合一)

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

宋明理学:以其说“天人合一”,不如说“天人为一”?(为什么说天人合一)

为什么程颢少有著作流传?程颢的著作在“北宋五子”里是最少的,《二程集》中有近七成都是程颐的作品,少有程颢的著作流传于世,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程颢离世得太早了,他的寿命是五子中最短的,以至于没来得及写出系统性的著作。程颐在《行状》中就交待说“先生进将觉斯人,退将明之书,不幸早世,皆未及也。”

其次,著书立说并非程颢的志向。他的弟子谢良佐读书众多、记闻甚博,还想编纂一本古今文集,程颢知道后却批评说这是在“玩物丧志”,并非真正的学道。他告诉弟子们擅长作文章的是“文士”,喜欢谈经籍的是“讲师”,只有真正的知“道”者才是“儒学”。书籍与言行都不过是传道的手段,不可拘泥于此;,作文章也只是为了“修辞以立诚”而已。

最后,根据《宋元学案》记载,在元祐党案的时候,程颐为了避免迫害,“追毁出身以来文字”,这使得二程的许多亲笔著作都失传了。

《二程集》里大部分内容都是弟子们记载的语录,而非二程的原作。这些语录大多不署名,使我们难以知晓哪些话是程颢说的,哪些又是程颐说的。因此,要弄清程颢的体系,不能从语录入手,而要从他亲写的两篇书信出发,这便是《定性书》和《识仁篇》。

程颢,字伯淳,号明道先生

程颢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程颢是周敦颐的弟子,而周敦颐在《太极图说》的末尾提出“立人极”的方法在于“定之以中正仁义”和“主静”。认为只有使人的本性定格在中正仁义之上,并持守住“静”,不动摇、不自暴自弃,以此来修行,才能成为立于众人之上的“人极”,通过修身成为圣人。

《行状》说程颢曾求学于周敦颐门下后,虽然已经慨然有求道之志,但仍“未知其要”,所以又泛滥诸家,出入释老近十年,然后才返回六经,终有所得。宋仁宗嘉佑二年,程颢与表叔张载一同科举中第,出任地方官员,他们彼此互通书信,交流学问。一天,张载给程颢写了一封信,就“定性”提出了疑问,信中说:

“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何如?”

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承接了《太极图说》,指出“定之以中正仁义”和“主静”之间的矛盾。认为“性”会受到外物的干扰,恐怕任何人也做不到“静”,多少会出现动摇。如果有外物存在,那么即使我们知道“中正仁义”是美好的德性,也难免要受外物的诱导,偏离正道,无法持守。对此,应怎么看?

程颢的《定性书》主要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在里面提出了“性无内外”的思想,并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阐述人与天地的关系,认为人与天地为一,只需“物来顺应”、“情顺万物而无情”,不能分天人为二,然后再去“合一”。这样便是彻底的一元论,用同一的观点,把人溶解入天地之中,为后来的“天理”思想奠定基础。

什么是理学所说的“性”?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性”是指“中正仁义”,显然还十分抽象。而程颢则对“性”这个范畴进行了充实,他认为凡天地所生之物皆有其各自的“性”,用以区别其他的事物,例如牛有牛之性、马有马之性等等。万物遵循着自己的本性而发展,就叫作“道”;马循着马之性而生存,牛循着牛之性而发展,皆是率性而为,遵循畜生道。此所谓“天命之谓性”和“率性之谓道”。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但也有着自己的本性,有着相应的人道。对于人来说,有五种性是常住不移的,它们就是仁、义、礼、智和信,除此之外的爱憎、喜怒、羞赧、恻隐、贪痴等都是“情”。程颢认为“性”近于理智,“情”近于欲望;许多动物都有欲望,但唯有人才独具理智:

仁这种理智使人博爱万物,近于公;义这种理智使人权量轻重,近于宜;礼这种理智使人厘定制度,近于分;智这种理智使人明辨是非,近于知;信这种理智使人诚实守信,近于真;如何使人保持这些五种理智,而不被外物所牵引,致使走向情欲而迷乱,便是“定性”的问题。循着这五种“性”去做人做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人之道,因此程颢说:

“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

假使人迷失了本性,那么就需要通过教育来使其恢复原貌,这便是“修道之谓教”。而如果人不想迷信本性,希望能够一直坚守住五种理智,则需要做定性的功夫。

五种常性

程颢“天人一体”的思想“北宋五子”里,周敦颐、邵雍和张载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周敦颐用“人极”来合“太极”;邵雍用“人道”来合“天道”;张载用“吾”来合“乾父坤母”。程颢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二元论,先把人从天地中分割了出来,然后再机械地“合”回去。他说:

“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天地安有内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识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鱼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动不得。”

人与万物一样,都是天地所生的,本来就是天地的一部分,并不是独立于天地之外的存在物。当我认识“宇宙”时,我既不在于宇宙之外,也不在宇宙之内,而是属于宇宙本身,我是宇宙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于宇宙的存在物。我们观察宇宙、认识天地,并不是站在它之外的角度去看,而是作为它的一分子去认识这个整体,故曰“天人本无二”。

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试图从第三者的角度去认识天地,将人置于天地之外或之内去认识,好像天地是一个与人不相干的对象。他们没有认识到人只是天地的一部分,就像脚指头属于身体一样。鱼不可脱于渊,人也不可离开天地,不要妄想从“天地之内外”来认识天地,而是把自己视为天地的一分子,从这个分子去认识整体。

“天人合一”论的前提是天人有别,脚指头与整个身体确实有别,但这种区别乃是部分与整体的区别,而不是两个独立事物的区别。既然是这种同一中的区别,也就没有了“合一”的必要,因为所谓的“合一”是将两个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是二元论。而程颢的“天人为一”则从逻辑上消解了这种“二元论”,主张彻底的“一元论”。他说:

“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齐上下,下学而上达,极高明而道中庸。”

《定性书》试图告诉张载,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这也是程颢哲学与张载哲学在逻辑上的显著区别。

程颢哲学的诞生地《定性书》张载的逻辑认为天地是我的父母,万物是我的同胞。既然是同胞,那么就是不同的个体,有内外之分,其他的个体可能会干扰到我的本性;而程颢的逻辑则认为天地是整个身体,人和万物则是不同的四肢,手足虽然有别,但并不是互相分离开来的不同个体,谁都没有离开身体而独立存在。故而他说:

“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

手对于脚来说,难道有内外之分吗?脚能够作为外物来干预手的本性吗?显然不能,它们都是由身体来决定的。如果认为性有内外之分,然后再“有意绝外诱”,那就是没有真正理解“性”。所以程颢认为“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真正的定性并不是对付外物的功夫,而是遵循整体的修行。“二元论”不足以理解“定性”,因此,他说:

“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

真正的定性应是使手足顺从于身体,“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明白人是天地的一部分,不要妄分内外,更不要主内而自私。人之大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者就像自扇耳光一样,用手来对抗身体;用智则反而助长了自私,加剧手与身体的对抗。那些二元论者自以为抵御外物的诱惑就能够实现定性,他们不知道,应该做的是——

“以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

把事物视为我的仇敌,然后千方百计地抵御它,这不是明智的做法。手足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手何必要去抵御足呢?这种手足对抗只会徒增烦恼,使修行徒劳无功。不如捐弃内外之别,使手足两忘,各自澄然无事,“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

程颢的定性论否定了浮屠屏蔽外物、抛妻弃子、独坐一室、参禅悟道的做法,认为过分的主内只会陷于支离。还不如“不系于心而系于物”、“物来而顺应”,当喜则喜,当怒则怒,理当如此即如此,而不是一味的抗拒。既然不想让情欲干扰理智,那么就“情顺万物而无情”,而不是妄图屏蔽一切,非得弄成心如槁木,形如死灰不可。

在《定性书》里,程颢的核心观点已经初具雏形了。他扫除了内外之分,认天人为一体,并且强调“物来而顺应”,这都为“天理”打下了基础。在后来他把那个“身体”视为天理,说人与万物都是它的一部分,理当怒则怒,理当喜则喜,顺应天理便是定性。

不过,在推出“天理”之前,在逻辑上还需要中间的一环——即如何证明“天人为一”?要怎样才能坚持住一元论而不动摇?这便是他的另一部著作《识仁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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