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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多一个人阅读这本书,我们就离极权社会更远一步

著名文学史家夏济安曾对他的学生刘绍铭说: 书是一辈子也看不完…

著名文学史家夏济安曾对他的学生刘绍铭说:

《一九八四》:多一个人阅读这本书,我们就离极权社会更远一步

书是一辈子也看不完的,但是像卡夫卡的《审判》、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及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类作品,读书人有责任阅读和传播。

《一九八四》:多一个人阅读这本书,我们就离极权社会更远一步

后来,刘绍铭先生谨遵师命,不仅阅读,还翻译了《一九八四》这本书,且是版本众多的台湾译本中最好的一版。

《一九八四》:多一个人阅读这本书,我们就离极权社会更远一步

那么,本期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当然,不是台湾译本。可能许多朋友都听过或读过这本书。那么,接下来我想先分享下我初次接触这本书时候的经历。

《一九八四》:多一个人阅读这本书,我们就离极权社会更远一步

我记得,在大学的一门现当代文学课上,当我听得昏昏欲睡之时,讲台上的老师突然激动起来,说:你们不知道,我看了《一九八四》之后有多兴奋,图书馆竟然有这样的书,搞得我几天几夜睡不好觉。我听了之后,也是睡意顿消,有这么解困的书么?一定得找来,以后课上看。

《一九八四》:多一个人阅读这本书,我们就离极权社会更远一步

下课后,我赶紧骑上自行车去图书馆借。不得不说,那个时候,大家的阅读积极性还是挺高的,老师上课提及的好书,不抓紧去借,铁定就没了。我印象中,当年第一次看完《一九八四》,心里确实有点震撼,觉得有“禁书”的潜质。

《一九八四》:多一个人阅读这本书,我们就离极权社会更远一步

《一九八四》英文首版封面

《一九八四》:多一个人阅读这本书,我们就离极权社会更远一步

后来几年,我又把这本书看过一两遍;但由于看的东西多了,视野宽阔了,对它的观感就发生了变化。我了解到,这本书在数十年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反反复复地误读过,成为一个阵营攻击另一个阵营的工具;包括我当年第一次读,也存在一定的误读。当然,不是所有的误读都是没有价值的,能自圆其说的误读,也有其存在的理由。

《一九八四》:多一个人阅读这本书,我们就离极权社会更远一步

这种误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海峡两岸对这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

《一九八四》:多一个人阅读这本书,我们就离极权社会更远一步

1949年,《一九八四》的英文版出版;仅在次年,《一九八四》的中文节译版就在台湾出现。如此高效率的出版速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西方社会及台湾当局,将这本书视为反苏反共的宣传材料。

后来,在1953年,台湾又出了个全译本。有意思的是,这个版本最初是为广播而翻译的。早在1952年初,台湾的广播电台就开始面向大陆播送这本书。在当时,海峡两岸所有的交流渠道都被封锁,唯有电波可以跨过。

我不知道当时的大陆有多少人会收听到这样的电台,但估计是极少的,以致可以忽略。事实上,在二战期间,奥威尔本人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当年,他就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东方部制作节目,目的在于说服印度的知识分子帮助英国,支持反法西斯。但后来有人调查发现,这个节目的信号很弱,听众其实很难收听到或者难以听清节目的内容。在二战临近尾声时,奥威尔觉得无需再做无用功,也撂挑子不干了。

18岁时的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是笔名)

那么,现在回到这本书上,《一九八四》是否真的是一本“反苏反共”的小说呢?我认为,这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

说《一九八四》“反苏”,迹象似乎很明显。小说中的“老大哥”与“戈斯坦因”纷争,完全是斯大林与托洛斯基分歧的再现;小说中的“蒸发”、“失踪”等恐怖的清除异己的行为,近似于斯大林在1930年代后期的大清洗,小说中的内党,能令人联想起前苏联的一批官僚特权阶层。好了,既然都“反苏”了,“反共”还用得着说吗?

上面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貌似有点道理;《一九八四》之所以在五六十年代无法在大陆出版,也是这样的考虑:苏联这面大旗不能倒,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但是,斯大林能代表苏联全部吗?须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深恶痛绝;而苏联的共产主义能代表所有的共产主义吗?显然也不可能。同一个主义之下,其实还有着各自的理解。

如此一来,《一九八四》的“反苏反共”的意味就非常局限,仅适用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不能任意用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一九八四》的意义绝对不局限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不局限于“反苏反共”。

《一九八四》最终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就在于对意识形态的去蔽,发现小说中更为根本的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伊顿公学铜版画,奥威尔曾就读于此

这里,我们就要来聊聊《一九八四》在中国的出版情况。早在五六十年代,钱钟书、杨绛就听说过这部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但当时的社会环境显然不适合翻译出版这部书。

这一延宕,就到了70年代末。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盛行的时候,以“盗火”、“传道”为己任的翻译家董乐山,在一份仅供内部阅览的期刊上连载了自己翻译的《一九八四》。但当时,编辑对于这部小说,还是抱着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立场,在编者按中说,奥威尔是个右翼作家,刊登这部小说是为了“知己知彼”。

从现在来看,这位编辑的话当然不太正确,但情有可原,不必苛责。直到1985年,董乐山的《一九八四》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但当时也仍是内部发行,据说只印了400来册。

在这一版中,董乐山写了一份重要的译者序言,认为奥威尔不是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反共反苏”的小说,而是一部反极权主义的预言。董乐山的这一论断,为《一九八四》日后更为鼎盛的翻译与出版贴上了护身符。至于大陆最具影响力的译本,自然非董乐山译本莫属。

当然,董乐山在序言中画下的这个护身符,在我看来,不是遮盖了某些东西,而是抹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争议。

首先,我们来了解下奥威尔这个人。奥威尔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生平的大部分时间都比较落魄。少年时,奥威尔曾就读于鼎鼎有名的英国伊顿公学。要知道,伊顿公学的毕业生,百分之七十都会进入牛津、剑桥这样的国际名校。

但特立独行的奥威尔却拒绝上大学,去英属殖民地当警察。正是在当警察的几年里,让他对帝国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促成了他后来的社会主义转向。不当警察回国之后,奥威尔便开始写作,靠微博的稿费度日。这种贫穷的生活,让他对底层大众,有了更深的情感共鸣和经验共通。

在缅甸当警察时的乔治·奥威尔

虽然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大行其道,奥威尔也是这一主义的支持者;但是不同团体或个人对它的认识仍有不小的差别,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派别。

1936年,为了支援西班牙的社会主义事业,奥威尔参与了西班牙的内战;与之正面对抗的是西班牙的法西斯力量。但没料到,奥威尔在前线打仗,后面却同室操戈,被斯大林指使的一派政党发起武装夺权,消灭了奥威尔所在的一派。奥威尔经过九死一生,才逃回了英国。当然,元气大伤之后,西班牙内战最终以社会主义政党的失败告终。

正是这一经历,让他在1946年所写的《我为何写作》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文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街道

奥威尔所说的极权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现代的专制主义,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专制主义。但是,借助现代的科学发展,现代的专制主义的统治技术比中世纪的专制主义更为精密,也更为可怕;譬如小说中几乎无所不在的“电屏”,主人公的大部分行为都处在被监视中,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其中的“新话”。

现在的中译本,一般末尾都会附录奥威尔所写的《新话的原则》一文。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是为了满足“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供日常交流写作用的语言。

大洋国之所以要发明“新话”,是建立在语言决定思维这一假设之上。要知道,我们的日常思想,不论是说出的还是没有说出的,都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譬如,你现在能试着不用语言来思考“明天早上吃什么”这样的问题吗?应该不能。

那么,当你的语言被控制之后,你的思想也就被间接地控制了。大洋国的统治阶层,尝试着将那些对自身的统治不利的语言全都剔除掉,让“异类”的思想没有存在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对当前的统治有情绪上的不满,也无从进行思考,更不必说表达。

为BBC工作期间的乔治·奥威尔

不过,这种语言统治主要是针对党员,尤其是外党来说的。在大洋国的金字塔结构中,外党恰好处于中间阶层,大概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左右。我们知道,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革命,其实都是由中间阶层领导的革命。仅仅是大字不识的农民,无论如何都掀不起革命,无法推翻统治阶层,至多能引起局部的暴动而已。

因而,大洋国的统治阶层并不在意下层群众,甚至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但主人公温斯特预感到,能打破这种统治枷锁的,恰恰是群众,群众是人,群众是希望。因此,在小说中,当党员的语言不断被新话过滤改造之时,群众那里却还有着既古老又清新的歌谣。

之前我们说,《一九八四》的某些情节取材于苏联;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与奥威尔所在的英国息息相关的。譬如主人公就生活于1984年的伦敦,小说中“真理部”对各种信息的筛选与杜撰,与奥威尔在二战时供职于英国广播电台的经历有关,而真理部的食堂,也是照着英国广播电台的员工食堂描画出来的。

从事新闻行业的人都知道,许多的新闻不是你想报道就能报道的,考虑到整体的社会影响,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干预。在英国广播电台期间,奥威尔见识了不少这种迫于环境压力而不得不删去的敏感信息,比如对苏联的负面报道,在同盟期间是要尽量避免的,包括奥威尔的另一部影射苏联的小说《动物庄园》,当时大部分英国出版社都考虑到同盟国关系而拒绝出版。

之所以要说《一九八四》中的英国元素,是因为在小说中,这种极权主义不是单纯地从斯大林那里衍生过来的。世界上的诸多国家,都曾有专制统治的历史,也都有着极权主义的可能。就像小说中所最终展示的,大洋国、欧亚国、东亚国这三个大的国家,覆盖了地球上大部分的土地。

工作中的乔治·奥威尔(1945)

这些国家之间虽然战争频发,但其实不存在对外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存在这种主义与那种主义之间的真正对抗,战争只是为了消耗多余生产力,仅让金字塔尖的人活得富足,剩下的至多温饱甚至处于饥饿之中,以此显示出等级差异。

在小说中,国家之所以存在,完全是为了豢养一批拥有特权的官僚阶层,也就是那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二的内党成员。所谓的老大哥,可能曾经真实存在过,但最终会蜕变为这个统治阶层的象征符号。老大哥在看着你,也就是整个统治阶层在监视着你。

那么,大家认为像奥布兰这样的内党成员幸福吗?我认为,幸福对他而言是不存在,即便他是个高高在上的内党成员。在《一九八四》所描绘的世界,党员是不允许有私人情感的,他们的爱情、亲情、友情等种种人类的本能情感,都被视为威胁政治统治的情感元素。

于是,老大哥们借助自小展开的洗脑教育,尽可能地抹除了他们的亲情、爱情观念,或者说,塑造一种符合党的意志的情感观念。譬如,主人公温斯特的前妻,将男女之事称为“做宝宝”或“为党尽义务”,每天晚上像木头人一样躺在那里;而温斯特的邻居帕森斯,因说错了话被自己七岁的小女儿给举报了,但即便如此,帕森斯还为女儿大义灭亲的行为感到自豪。

乔治·奥威尔的记者证

虽然,《一九八四》中的世界,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世界;但除了统治技术之外,它还与历史上以往的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有个不同点。

以往的专制统治者,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统治目的,就在于满足自己的饕餮之欲,让自己的权力能够顺着血缘一代代延续下去。但是在《一九八四》中,传统的家庭已经被消解,更不必说代代延续的血脉之亲。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延续“英社”的统治。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与其说是人掌握着权力,不如说权力掌握着人。

在《一九八四》中,只有被异化的人,没有可自恃的赢家。

说明:本文为燃灯书社读书会讲稿

文/未名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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