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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摧毁我们的两剂毒药

如果能够预见未来的世界,你希望能看到怎样一种景况? 许多人或…

如果能够预见未来的世界,你希望能看到怎样一种景况?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摧毁我们的两剂毒药

许多人或许会想到柏拉图所提出的“乌托邦”又或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大众总是会自发性地向往一个美好的理想国,在那里,人人享乐,人人平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一个大同社会。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摧毁我们的两剂毒药

然而却忘记了乌托邦的本意除了“好地方”,还代表着“没有的地方”,这注定是一个不可能实现 的幻梦。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摧毁我们的两剂毒药

在不以理想社会为终极追求的前提下,反乌托邦形式的文学开始出现,在这样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呈现出一种令人感到恐惧、压迫的社会状态,甚至在其中找到现实生活的一些蛛丝马迹,而更令读者感受到代入感。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摧毁我们的两剂毒药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摧毁我们的两剂毒药

在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三部曲中,有两部颇为值得探讨: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摧毁我们的两剂毒药

同样是描绘社会的一种情态,两部小说的构想却截然不同。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摧毁我们的两剂毒药

《1984》的字里行间笼罩着一种悲观的色彩,自由之灵魂、独立之意志都成为了一种奢侈品;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摧毁我们的两剂毒药

《美丽新世界》却正好相反,这是一片享乐的沃土,人们享受着科技所带来的一切便利,却在浑噩中丧失了自我与人性。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摧毁我们的两剂毒药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两部性质不同却同样引人深思的小说。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摧毁我们的两剂毒药

《1984》:极权主义统辖下的疯狂社会在奥威尔笔下所设想的未来世界中,我们并不能看到过多的科技发展的元素,反而因找到了接近现实的影子而毛骨悚然。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小部分金字塔顶端的人陷入了对名利无尽的追逐,世界战火连绵。

底层人民则变成了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石,他们的作用只是一天天单调、枯燥、周而复始的生活,而不配享有自我的人格与意志。人们分分秒秒都处于严格的监控之中,思想自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集体仇恨与个人崇拜。

国家的权利集中归属于一个“老大哥”的人,他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否真实存在却不得而知,或者说无关紧要。

奥威尔

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明知被奴役的大多数人难道不会兴起反抗的念头吗?

从真实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极权社会最终的归宿只会被愤怒的人们推翻,进而消亡。

然而《1984》创造了一种幸福的奴役,人们虽然被奴役,但仍相信自己自由,对“老大哥”无限尊敬与崇拜,更有一种名为“仇恨两分钟”的活动,将人们对领导者的仇恨在两分钟的情绪发泄中转移到一个莫须有的人身上,以此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这样的描述无疑令人感受到毛骨悚然,但是极权主义从某种程度而言,更属于一种存在于过去社会的压迫形式,越发民主的社会氛围使得人们坚信自己是独立而自由的个体,相信自己掌握着应有的权利,可以民主地选举自己的领袖,可以改变社会的进程,独裁政党的一家独大再难实现。

特朗普作为非政界人士却能当选美国总统,这便是人民意志得到胜利的最好佐证,而在特朗普当选后,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1984》在美国的销量直线攀升。

虽然极权主义淡化,但这不能证明奥威尔笔下的思想牢笼已经销声匿迹,同样以特朗普为例,他在一次演讲中煽动听众针对一位异见者——一位属于有色人种的女议员,支持者们向着她狂吼“关起来”、“送她回去”,这位女议员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任何一位与领袖意见相左的人。

这样的场景令人不由联想到《1984》中的“仇恨两分钟”,人们被民主的幸福冲昏了头脑,而以狂热的个人崇拜追随着领袖,向一个无辜的个体抒发仇恨,这是何等莫名而可怕!

我们既应当避免在痛苦的极权主义束缚下沦为麻木的底层,也应警惕在幸福的奴役下自甘丧失成为盲从者。

《美丽新世界》:娱乐至死的甜蜜毒药1931年出版的《美丽新世界》比《1984》早面世20余年,却做出了与现实世界更为接近的寓言。

与《1984》所描述的灰暗、压抑不同,《美丽新世界》构建了一个数百年后的“虚假理想国”,在这个看似完美的未来社会,科技的高度发达解决了人们的大部分问题。

赫胥黎对于这些技术的寓言精准到可怕,克隆技术、体外受精、神经药剂学的发展等都与现代社会的进度如出一辙,但这些技术并没有如同想象一般造福人类,而成为了统治阶级施展怀柔政策的工具。

赫胥黎

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人们失去了一切生存的压力,不再担心衣食无着、衰败困窘,人们通过体外受精孕育后代,而这也成为了统治者控制各阶层人民的最佳利器,每个人从胚胎开始就设计好了出厂模式,适应社会的各种阶层。

在这样一个标准化的世界里,艺术及一切真实的感性、人性不复存在。

情绪无法控制了怎么办?

好办,服用“唆麻”。这种在全书中出现数百次的精神药物是完美的镇定剂、致幻剂,只要半克就能让你沉醉在飘飘欲仙的世界之中徜徉许久。

这种药物也是上层、下层群体唯一的共通点,所有人都依赖着它,“唆麻”是幸福感的来源,它像宗教一样给予人逃避世俗苦难的空间,像酒精一样麻痹人的神经,给予你虚幻的快乐,却又没有丝毫后遗症。

人们依靠着“唆麻”周而复始,不再给自己留任何思考与怀疑的时间,满足于自己的阶层,满足于自己的生活,社会一片和乐稳定。

“唆麻”正是美丽新世界的象征之一,一种虚假的幸福,一种饮鸩止渴的道具。我们并没有过多地陷入奥威尔笔下的“思想监狱”,却正在一点点吃下赫胥黎享乐主义的“娱乐毒药”。

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言:“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文化监狱的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而娱乐至死的时代却正在轰烈地进行着,人人都心甘情愿地被虚假的幸福所束缚,成为娱乐的附庸。

赫胥黎以毒辣的眼光捕捉到,强制的独权政策总有被愤怒的人们推翻的那一天,而利用人们“娱乐的无尽欲望”慢慢侵蚀独立人格,却能保证长久的稳定与虚假的幻梦。

歌德曾言:“ 最无可救药的是作为被奴役的人还以为自己活在自由之中”。

这句话在此刻思考显然更具有现实意义,在科技越发发达、社会越发民主的今日,人们自信地认为自己能掌握并追求自己的幸福,却没有发现这份幸福并不真实。

歌德

《1984》与《美丽新世界》:强制的束缚与幸福的奴役对比二书中的世界构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异同,奥威尔与赫胥黎的共同观点是:人类正承受着某种不应有的约束,但约束的形式却是不一样的。

简而言之,奥威尔告诫大众,不要甘愿为所憎恨之事物统辖奴役,赫胥黎却告诉我们,不要耽于逸乐,毁于我们心心念念追求的幸福。

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一般:“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两位作家的立足点本就不同,奥威尔所恐惧的是人们丧失知情的权利,害怕压迫与囚禁等强制性手段,而赫胥黎则担心人们发自心底地不为失去自由而痛苦,文化成为了刺激感官、庸俗娱乐的承载工具。

从现实意义而言,赫胥黎的担忧显然更贴近于现代人的生活,他认为对于人的彻底征服并不需要铁链与鞭打,只要给予人们想要的感官享受,令人们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娱乐之中,就能使他们爱上被奴役的感觉,实现不动武的征服,恰如书中的“唆麻”。

而这种幸福的奴役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书中的“唆麻”和现实中的“科技上瘾”现象其实也是十分相似的。

网络和社交媒体正一步步化作无形的锁链侵蚀我们的生活,“大数据”算法推送你喜欢的内容、游戏的奖惩机制、社交软件的点赞转发评论,无不在形成一种针对于用户的条件反射,以一切符合受众期望值的行为控制着你无法自拔。

可以说,对于媒介的控制就是对于思想的控制,而这种娱乐是人们自发选择的吗?

未必如此,海量的碎片化信息推动着人们陷入信息漩涡,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不自觉被娱乐所捆绑。

未来是否真的会变成《1984》或《美丽新世界》所描述的那般呢?

我想,选择的权力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所谓的反乌托邦文学,并不是为了反对美好的存在,而是对人类客观行为的反思,赫胥黎和奥威尔想告诫人们的是:不要受制于享乐主义与极权主义,我们不应当为此而郁郁寡欢,而是应当从中汲取改变的力量,不再沉迷于庸俗享受,不再成为盲目的从众者。

正如《美丽新世界》中的反叛者约翰所言:“我不要舒适。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美好,我要罪恶。”

永远保持我们独立自由的思想、信仰与对真实幸福的追求。

文/枕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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