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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胡适的短命预言,竺可桢活至耄耋之年,却在半月内,丧妻失子

论及科学家之态度,他曾说:“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

论及科学家之态度,他曾说:“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不信胡适的短命预言,竺可桢活至耄耋之年,却在半月内,丧妻失子

作为科学家,他一生始终秉持求真求实的态度,在我国近代尚处空白的气象科学和地理科学领域,大力开拓、辛勤耕耘,筹建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创办了史上著名的气象训练班,组建了我国早期气象观测网等,奠定了我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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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大学人才培养,他曾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才,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已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者之富于常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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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家,他用13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教育神话,将一所普通的地方性大学打造成了世界知名的“东方剑桥”,为国家培养大批可用人才。

不信胡适的短命预言,竺可桢活至耄耋之年,却在半月内,丧妻失子

他是竺可桢,我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的开山始祖,浙江大学最有名的校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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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才识是竺可桢被人称赞的一方面,更难得的是,观了一世的风云变化,竺可桢却未曾改变过用科学来唤醒民族,振兴中华的初衷,尽显了一代学者风范与学人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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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竺可桢先生

不信胡适的短命预言,竺可桢活至耄耋之年,却在半月内,丧妻失子

01

不信胡适的短命预言,竺可桢活至耄耋之年,却在半月内,丧妻失子

1890年3月7日,浙江绍兴上虞东关镇的一户粮商家庭迎来了第六个小孩。父母给这个最小的儿子取名为竺兆熊。

5岁的时候,竺兆熊进入私塾读书。经过短暂相处,私塾先生深信,这个小孩他日后定能成为国家可用之才,于是,先生便取“桢”的“能胜重任”之意,为其改名为竺可桢。

竺可桢也如先生所说,在之后的求学路上,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和顽强的毅力。

在竺可桢小学毕业那年,由于父亲粮店生意失败,家境一落千丈。竺可桢的求学之路顿时变得格外艰辛。幸而,最后在老师章景臣的资助下,竺可桢得以继续完成学业。

竺可桢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1905年,15岁的他考入了上海的澄衷学堂,开始了独自一人在上海漂泊的生活。

对15岁的少年来说,举目无亲的漂泊生活,常常伴随着苦涩与孤独。不过生活再难,竺可桢都咬着牙,挺了过去。他在这段孤独岁月里静心苦读,沉淀自己。

三年后,他顺利考入了上海复旦公学。而后,他又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1910年8月,他以第28名的优异成绩通过了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选拔考试。同年9月,他搭乘美国游轮“中国皇后”,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

在邮轮上,他与昔日澄衷学堂的同班好友胡适意外重逢了。胡适一见面,就打趣地问竺可桢怎么还没死。

图 | 竺可桢老同学胡适

在澄衷学堂读书的时候,胡适曾当着其他同学的面,预言竺可桢一定活不过20岁。胡适之所以说这样的话,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想通过激将法,来督促好友竺可桢锻炼身体。

竺可桢也果真中计了,心里憋着一股气,开始注重运动。几年下来,早已不是先前那副病恹恹的样子了。

此次相遇,两人高兴之余,又打了一个赌。胡适说,要是竺可桢能活到60岁,他便在竺可桢的六十大寿上给他磕三个响头。要是竺可桢活得比他长,那么,竺可桢可以在他的尸体上踢一脚。

竺可桢欣然同意。此后,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变化,他都坚持游泳、做操、练拳等。

几十年如一日的体育坚持和年少求学时的自我沉淀,不仅磨砺了竺可桢的心志,还影响了他的性格,使得他更加刚毅与执着。

后来,即使身处于风云变幻的时代,竺可桢始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韧的意志,不屈不挠,不畏强御。

02

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时,竺可桢意识到,想要振兴农业,促进农业生产,除了需要学习农业知识外,还必须掌握气象知识。因此,从伊利诺大学毕业后,他便转入哈佛大学地理系攻读气象学。

在哈佛学习的五年,竺可桢不仅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气象学知识,还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他早期的日记内容多为一些气候情况和物候现象的记录。可惜的是,后来因为战乱的缘故,这些日记大抵没能逃过遗失或被毁损的命运。如今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是从1936年到1974年2 月6 日的日记,总计有800多万字。

在这长达38年的时间里,竺可桢一天不落地写日记,直到临终前一天。从来没有人要求他要做这样一件事,可是他却坚持了数十年。

他的日记内容包罗万象,为我国的气候学、地理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红民曾高度评价:“《竺可桢日记》被誉为‘民国四大日记’之一,非常重要,学界都很重视。这部日记不是个人生活的历史,而是近代政治科技教育发展的记录,对于整个中国科技史、教育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详细的活史料。”

对写日记这件事,竺可桢不但坚持不懈,而且一丝不苟。他不仅用蝇头小楷认真誊写,还以最严谨的精神对待自己所写下的每个字。据他的儿子竺安回忆:“父亲认真到,有时要引用古人的诗句,他都会去翻原著。”

可见,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早已融入竺可桢的血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无论做什么事,他都习惯了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竺可桢没有在国外多做停留,而是立即启程返回祖国。他时刻记得自己在复旦公学和唐山路矿学校读书时立下的誓言:“吾将一生学好科学,吾要以科学来唤醒民族,振兴中华。”

回国后,他先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地理学和天文气象学。

1920年,竺可桢被调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不久之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建为东南大学。以此为契机,竺可桢成功说服校方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地学系和气象学专业。

第二年,竺可桢主持修建了气象测候站,为地学系学生搭建了与世界各国气象台交流的桥梁。为了更进一步地将我国气象数据资源和气象预报主权从西方列强手中收回来,竺可桢于1928年,接受蔡元培的邀请,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任职期间,竺可桢不仅大力推动气象台、雨量站以及测候所的建设,还举办了4期气象训练班,培养了120多位气象专业人才。

竺可桢以最大的热忱和有力的行动,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去践行年少时立下的誓言。

图 | 1922年竺可桢家庭照

03

1936年,竺可桢正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那一年的开学典礼上,竺可桢问了浙大学生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对这两个问题,竺可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竺可桢认为最好的训导是以身作则,所以,他身体力行,先是重整当时混乱不堪的学校管理,而后,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了培养能辨别真伪是非,能为祖国服务的有用人才的目标,广招优秀的学者、教授。

竺可桢甄选教授的标准是学问、道德和才能,而非地位或学历。尽管地位高如学院院长,但只要不称职,竺可桢也会不留情面地解除其职位。而对一些学历不高,但极具才华的人才,竺可桢会力排众议,邀请他们做大学教师,一如他曾聘请只有高中学历的查长生担任浙大教师。

更加难得的是,对那些德才兼备却顶撞过自己的教授,竺可桢不仅不计前嫌,还对其关心备至。如当时浙大费巩教授,曾当众讥讽过竺可桢只会看气象,不会看人。竺可桢并没有因此怀恨在心,还在后来不顾教育部 “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 的规定,力邀费巩担任浙江大学训导处长,因为竺可桢认为费巩“资格极好, 于学问、 道德、 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

竺可桢的谦和与气度,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许。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一谈到竺可桢时,总是满怀感激地说:“竺校长是把我们教授当宝贝啊!”

在竺可桢的领导和努力下,浙大的校风被扭转,学校管理运行也逐渐回到正轨。可此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迫于紧张局势,竺可桢带领全校师生,带着图书、实验器材等物资,踏上了漫长的西迁之路。他们先后经过了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东、贵州等六省,历时两年半,最终才顺利将学校迁到了当时大后方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

当时受聘于竺可桢的生物系教授谈家桢曾说:“在这样民族危急之秋,办好这样一所国立大学是很不容易的,这一切都要感谢竺先生。”

对当时的浙大师生来说,竺可桢是他们的精神支撑。他们因竺可桢而感到安心,最终得以克服万难,完成这次西迁。可是,当时很少人知道,在准备第三次迁校的时候,竺可桢的精神支柱,他的妻子张侠魂和儿子竺衡却先后倒下了。

1938年7月23日,身处桂林的竺可桢收到了来自江西的电报。电报称其妻子和儿子先后染上疟疾,双双病危。但是竺可桢当时因为迁校事宜繁杂,实在抽不开身,最终错失了见儿子竺衡最后一面的机会。

图 | 竺可桢家庭合照

数日之后,等竺可桢终于有时间回家时,只见到了重病在床,苦苦支撑着等他的妻子。遗憾的是,竺可桢最后也没能留住妻子。张侠魂于8月3日上午病重逝世了。

半个月不到的时间,竺可桢就先后失去了儿子和妻子,这其中的苦痛、遗憾和自责之情,非普通人可以承受。但是,遭受这般重大打击的竺可桢,不但没有一蹶不振,甚至不曾在旁人面前表露过自己的痛苦。

据他的儿子竺安回忆:“有一次他一个人在深夜,突然嚎啕痛哭。这是他就母亲与二哥去世,唯一的一次感情爆发。这对他打击很大,但平时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肩上有很重的担子,顾不上为家事悲伤”。

竺可桢不是对妻儿无情无义,而是在民族和国家大义面前,他只能将个人的情感深埋于心底,然后扛着重担,奋勇前进。

直到1974年2月7日这一天,他再也扛不动、走不动了,才将这副担子卸下。而在这天到来的前一天,他还颤抖着手,写下了此生最后的一篇日记:局报晴转多云,最低-7℃,最高-1℃,东风1~2级。

这一天,天气有些冷。

文 | 春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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